Lin Pu

Apr 10, 2021

Jonathan_Densford/Shutterstock

Amid the growing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hinese propaganda apparatus has found another battlefield to retaliat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On March 24, the Communist Party’s youth wing denounced H&M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over its sanctions on Xinjiang cotton. Meanwhile, Chinese state-backed media outlets were also calling for consumers, owing to the same reason, to boycott other international clothing brands, including Nike, Adidas, Uniqlo, etc. This boycott campaign against foreign clothing brands has quickly swept into all Chinese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and it’s obvious that China is…


前陣子非常喜歡看YouTube上講解懸案、奇案(有一大部分是兇殺跟失蹤)的影片,看檢警如何用蒐集到的證據進行推論,並在法庭上展開攻防,或是最後律師利用檢警忽略的證據或法律技巧替罪嫌辯護、甚至翻案,過程就如同電影般相當精彩(當然很多電影也都是從這些案例改編而成)。

刑法上判斷犯罪當然要經過非常嚴謹的推論,並遵守罪刑法定原則(理論上),以及滿足法律上的構成要件、不法與罪責等條件。我不是法學專家,當然沒辦法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但在看這些YouTube影片與犯罪電影時,我就在想:社會科學研究非常重視因果推論 (causal inference),也就是事件發生的原因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著因果關係,那麼我們是不是也能利用類似犯罪偵查的方式來找出導致事件結果的原因呢?或是有沒有方法能協助我們辨識出中國影響力活動與背後可能主事者之間的關係呢?

近年來在質化研究方法中興起的過程追蹤法 (process tracing),正提供了研究者用來尋找事件過程之中因果邏輯的工具,也就是到底是什麼因果機制讓事件起因最終導致了我們所看到的結果。

基於事件證據對於推論的必然性 (certainty) 與獨特性 (uniqueness),過程追蹤法發展出四種不同強弱程度的測驗,分別是風中稻草 (straw-in-the-wind)、圓圈測驗 (hoop)、冒煙手槍 (smoking gun) 以及雙重決定 (doubly decisive),用來判斷已知證據在檢證假設時是否必要且/或充分(請參考圖1)。


本文以中國影響力(Chinese influence)研究為標題,但主要想針對中國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輿論操作(opinions manipulation)與資訊戰等相關研究來進行討論,包括研究議程,以及目前面臨的研究/政策困境。

台灣從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之後,民眾可以明顯發現在網路社群上開始流竄了許許多多的假新聞、假訊息,除了有部分是政治議題,也有的單純是與生活、健康,甚至是名人八卦相關。然而,就有不少專家學者發現近年來的假訊息攻勢背後可能跟中國政府的作為、鼓勵有關,於是相關概念或研究主題,例如虛假訊息(dis/mis-information)、資訊戰(information operation,或稱訊息戰)、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等名詞也開始廣泛出現在大眾媒體與研究報告。不過這樣的研究倡議僅存在於台灣的學術/政策社群嗎?在相關研究、政策討論上,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呢?

混合戰 v.s. 銳實力

歐美國家近幾年同樣也意識到來自外國敵對勢力的假新聞、假訊息與輿論操作對國內社會的影響,甚至有人認為其還可能會損害民主制度維繫的基礎(特別還包含了諸如社會兩極化、外國干預、民粹主義等因素),研究的知名案例像是俄羅斯對美國2016總統大選輿論操作、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混合戰(hybrid warfare)。對於美國與歐盟而言,傳統上最主要會發動類似行動的國家就是俄羅斯,但是近十年來,中國對於西方世界的影響與滲透也越趨明顯,當然在研究上也就有越來越多以中國影響力作戰為案例所進行的研究。

也因此,不同的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概念就不斷出現,讀者也才會在一開頭就看到讓人如此眼花撩亂的名詞。簡而言之,中國影響力研究的主要途徑大致上可以分為以戰略/軍事研究為核心的混合戰研究,以及政治學/社會科學常使用的銳實力(sharp power)、政治宣傳等研究主題:前者的研究內容還包括了資訊戰、認知作戰等帶有準軍事行動意涵的概念;後者的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像是銳實力所指涉的除了有政治經濟影響、滲透(例如華文世界常使用的統戰研究),當然也包括公開宣傳(例如台灣社會熟知的大外宣)與較為隱蔽的輿論操作、假訊息作戰(disinformation campaigns)認知作戰的研究對象當然也屬此類[1]。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已經頭暈了,簡單整理重點就是:

  1. 俄羅斯、中國等國家都會發動影響力作戰;
  2. 所謂的影響力作戰又可以包括政經、物質/實體(physical)活動,以及影響認知、操作輿論的行動;
  3. 影響輿論的方式又可以分為公開宣傳與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也就是一般民眾難以直接辨識出誰是訊息或行動的發動者),其使用的素材可能是完全正確,當然也有更多是抹黑、半真半假或是完全虛假的內容。

「中國影響力」研究都在研究什麼?

既然研究上常使用影響力作戰、認知作戰或資訊戰等名詞,這樣的作戰或行動也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a. 攻擊是來自境外(出自敵對外國勢力) b. 其行動經過協調、有組織性(例如中國的五毛黨或是帝吧出征) c. 背後具有特定動機或政治目的(例如干預該國民主選舉、造成在地社會民意分裂等)。

換言之,國內不同政治陣營會不會進行政治宣傳、抹黑?會不會雇用公關公司或所謂的「網軍」來進行行銷或操作輿情?當然有可能,不過這些活動都發生在國內(用鄉民的話來說就是網內互打)。那既然攻擊不是來自外國或境外勢力,也就不屬於影響力作戰研究的範疇。

接著,如果我們將政治宣傳/假訊息的傳播分為上、中、下游:上游是影響力行動的發起者、指揮者,也有可能是訊息的產製者;中游主要是行動的協力者,可以接受命令產製訊息,當然也可以是傳播訊息的傳播者;下游則是訊息的接收者,或是受行動影響的受眾。以中國研究社群為例,相關的學術研究產出如下:

  1. 上游:Brady(2015; 2017)、Edney(2012)、Shambaugh(2017)與Tsai(2017)對於中國中宣部與宣傳機器的研究,除了中宣部及旗下各單位、官媒、外交部與外交官員會負責對外宣傳之外,國際智庫與情報單位也指出像是共青團、國台辦、統戰部、國安部與解放軍等系統也有單位在從事對外的輿論操作或假訊息攻勢。
  2. 中游:沈伯洋(2021)將中國資訊戰的進攻模式分為外宣模式、粉紅模式(背後是由共青團系統主導)、農場模式(網路內容農場為假訊息產製與傳播中心),以及透過在地協力者進行操作的協力模式。學界常見的討論則可分為透過傳統媒體或網路等兩種主要途徑來對外操作輿論:前者例如中國在台灣購買新聞廣告、拉攏親中媒體、利用中資直接或間接影響新聞媒體(Huang 2017);後者則有哈佛大學Gary King團隊針對中國「五毛黨」的研究,並指出這些五毛大軍在社群媒體上扮演中國政府的啦啦隊角色、在網路上塑造民眾對中共官方的正面印象(King et al. 2017)。
  3. 下游:台灣民眾可能多認為中國進行宣傳攻勢或操縱輿論的目標只有台灣,也的確台灣是受中國假訊息影響的重災區(Monaco 2018: 104–127),但除了台灣之外,中國對外宣傳的對象還包括了海外中國人/華語族群,甚至是其它非華語國家,例如對韓、美兩國社會的跨國宣傳(Min & Luqiu 2021)。此外,隨著中國的國際參與越深入,就越需要在跨國或全球性議題進行輿論操作,例如美中貿易戰(Huang & Wang 2021)與Covid-19肺炎疫情(Molter & DiResta 2020)。

在進行宣傳與假訊息作戰的手段與平台上,中國也是不斷演進,例如在2017年學者指出並未在推特發現中國有特別操作輿論的狀況(Bolsover & Howard 2019)。但是到了2020年,美國澳洲的研究機構都指出中國為了扭轉國際社會對於肺炎疫情責任歸屬的討論,無論是官方宣傳系統或是網路水軍、機器人帳號都大量在推特進行宣傳、操作。此外,中國也會在西方媒體買業配(Dai & Luqiu 2020)、或是用釣魚標題(Lu & Pan 2020)與宣傳圖卡(Wang, Lee, Wu & Shen 2020)等方式來加強其政治傳播的效果。當然,更有學者直接從事跨國比較研究,例如比較俄、中兩國資訊戰手法異同(Beskow & Carley 2020: 63–81)。

最後還有一部分研究是擬定反制中國假訊息或資訊戰的策略,其中又多以台灣為個案並提出政策建議,例如Curtis (2021)Huang (2020)Zhang (2020)

上述僅是部分的學術研究討論,事實上如果連智庫研究的成果都納入,那研究產出會相當可觀,像是自由之家對中國大外宣的研究(Cook 2020; 2021)、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研究刊物中國簡訊(China Brief)就有好幾期的主題是中國銳實力與資訊戰(2019; 2020),世界各國也開始成立專門研究中國影響力作戰的智庫或單位。

研究困境與道德難題[2]

由於中國影響力研究橫跨了政治學、國際關係、傳播學與社會學等不同學科領域,所以在實際從事研究上,不同學者也會因為所受的研究訓練差異、研究興趣不同等,針對同樣的題目卻有可能使用不同的概念或名詞來進行探討,或甚至在一篇研究論文中同時將上、中、下游的狀況都全部討論。不過,從事此類研究最可能遇到的狀況(或者說是道德、倫理問題),往往是發生在研究過程的資料取得、因果推論,以及與現實政治/政策的互動上。

首先,學術期刊論文的時程通常花費相對較長,也因此目前大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發現或是媒體所引用的來源多半是智庫或政府單位的研究報告;加上學術論文的研究重點多半還是在於提出一般性理論或與理論對話,有時候並非能直接回答大眾或政策圈關心的問題。

其次,就資料取得上,學術研究對於資料的要求須符合公開性與普遍取得等原則,如果依照嚴謹的流程則還要通過研究機構學術倫理審核(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也就是所謂的IRB審核),所以大部分使用公開資料或是推特、臉書等公開數據。也因此,如果研究者是想分析中宣部的宣傳策略制定過程,或是某議題假新聞在LINE封閉群組的傳播狀況,可能就沒辦法那麼直接進行研究。

也因此,智庫專家或國安單位所提出的報告往往能針對特定議題的假訊息作戰進行分析,其手法更包括了透過網路機器人、駭客或情報戰等方式。但後者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直接對大眾公開又是另一個問題(特別是公開後可能會影響己方的網路佈線、偵蒐手段),與此同時仍需要讓調查成果取信於大眾,也就成為了研究者的兩難。

再者,資訊戰或認知作戰在操作上要有發動者的特定意圖與動機、透過不同節點與中間人來協力、有組織性地傳播訊息,並且對於接收者或在地社群產生輿論上的影響;如果今天要針對這樣特定行動或攻勢進行研究,那麼最理想的研究結果就是能將上述上、中、下游都完全掌握,如此才能推論並證實這是來自某境外勢力所發動的作戰,但實際上很少有研究可以如此完美呈現,相反的還可能會遇到以下幾種狀況:

  1. 例如要掌握協力模式之中相關人的關聯性,最直接有力的方式就是掌握金流,然而如果彼此是透過地下匯兌、第三方交付、或是由境外勢力聘僱在地顧問公司直接進行選戰的輿論操作(過程可以完全不用與其支持陣營或候選人有聯絡),就大為增加舉證的困難。
  2. 或是外國政府明明已經使用網路水軍、五毛黨等來試圖影響某國國內選舉,但由於操作方式失當,結果對選舉結果毫無影響,或甚至因為被揭露而造成反效果(但研究者不能說因為該行動之影響效果不佳而認定對方沒有採取行動)。
  3. 也有民眾常常看到有親友或自己所處的社交群組有人在分享、張貼假新聞、假訊息,但要明確區分這些人到底是有被交付命令的傳播者、在地協力者,還是單純是被假新聞影響的受害者,這無論在實務或研究上都難以直接認定。

由於台灣主要是中文使用族群、社會上在國族認同與政治意識形態就有一定程度的分裂,加上民主社會的開放特性,因此面對來自中國的假新聞或假資訊(無論是否由官方所發動)在先天條件上本來就難以抵擋。

這也造成另一政治現象,也就是原本假新聞/資訊戰研究本意是呼籲社會重視此一中國影響力問題,但卻因為台灣政治生態與民意的分裂,使得不少人認為這是執政黨在面對施政不力時轉移焦點的手段,連帶對於此一類研究也不被完全信任(或是說不同群體/社群對其信任程度不同)。

也有人提議,如果想提高相關調查或研究在台灣社會大眾心中的信任度,其內容或成果應該避免涉及國內政治議題(例如事實查核儘量無涉現實政治或政策內容);然而,這無論在實務或研究上難以辦到,自然也就成為待解的問題。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本文重點:

  1. 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智庫/政策報告,西方與台灣的專家學者都指出中國官方試圖透過傳統媒體、網路與在地協力者等管道影響台灣內部輿論,但其效果如何則因個案不同而異。
  2. 承上,對方可能有操作但沒達成效果,但你不能因此宣稱對方沒有發起行動,例如台灣2020總統大選就是很好的例子(當然選舉勝敗因素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外國影響,例如2018地方選舉)。
  3. 在台灣,無論是從事中國影響力研究,或是相關議題的倡議、政策討論/制定,最關鍵還是內部政治生態。也就是說,台灣兩極化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不但成為容易受境外勢力操作輿論的場域,同時也讓相關的倡議或討論容易被模糊焦點(例如近期有輿論稱中國認知作戰的討論是執政黨在自導自演、轉移執政不力焦點)。

註釋

[1] 相關概念與名詞解釋可以參考沈伯洋(2021: 2–8)
[2] 對此一題目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王宏恩的Medium文章


Beijing proves its capabilities to manipulate the global public opinion.

By Victor (Lin) PU

March 31, 2020.

There are two narratives about how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has become a pandemic. The first narrative started with the outbreak in Wuhan, China. This narrative contends that, due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artial information-sharing with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nitial mishandling caused the current global pandemic. The other narrative claims that, because of unprecedented pneumonia cases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great effort to contain the epidemic and bought time for the West, but Western countries failed to counter…


在黨國與生存之間,他們還是繼續讀著書。

228的週末,我趁著難得放假的時間讀了幾本與白色恐怖為背景的書,也不禁想起在那個在國民黨戒嚴統治下的台灣,對於生活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台灣人,「讀書」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是受到黨國庇蔭的人士,讀書就是飛黃騰達、出將入相的管道;可是對於一般台灣民眾呢?

電玩《返校》(後改編為同名電影)以讀書會揭開序幕。作家陳列就是在他年輕掛單佛寺讀書時,因故受牽連被國民黨逮捕入獄。

因為參與台獨運動而被捕入獄的黃華,前後進出監獄長達23年。但他在獄中的時間仍是把握機會讀書,從《資治通鑑》、世界哲人傳記,到英文、數學等各類書籍都讀(甚至還包括相當專門的企業管理、會計學)。

黃華的自傳《別無選擇-革命掙扎》封面照

後來黃華被關入綠島監獄時,正巧同一時間人稱「生哥」的陳欽生也被關在這。生哥是馬來西亞人,當年以僑生身份來台灣讀書,卻也被國民黨誣陷、羅織入獄。

生哥在綠島監獄曾在獄所內圖書館工作,就遇到了手不釋卷的黃華。據說後來兩人聊天的場景也很有趣,一個馬來西亞人說台語,一個台灣人說英語,竟也溝通無礙。

令人吃驚的是,沒想到這個綽號「阿華」的人,雖然身陷囹圄,卻竟然把綠島圖書館內的書全部都讀完了。

黃華甚至還自嘲地說,可惜國民黨關他不夠久,不然就可以把想讀的書多讀幾遍。一輩子沒有接受過正式大學教育的他,在出獄後還曾短暫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人。

據傳黃華還曾開玩笑地說他兒子才是真正「失學」。

不過出獄之後,黃華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難才能重新適應社會(畢竟實在被關太久了)。無論是陳列還是生哥,在回到社會、找工作的過程也是備受挫折,就像是《陽光普照》的男主角出獄後求職不斷遭拒。

但是,當你身為政治受難者,即便重獲「自由」之後開始工作,你還是要面對黨國的監視、騷擾。

陳列被捕前曾當過老師,後來讀書準備考研究所,出獄之後輾轉求職皆因受到騷擾不順,後來加入民進黨、成為反對威權的一份子。國民黨可能沒想到越是壓制,社會的反彈越大,最終鬆動黨國的統治。

讀書,對大多數台灣人來說是改善生活、地位的手段,對個人來說也可能是追求知識,或是改變整個家族發展的命運。然而,對於黨國時期的國民黨政權而言,「讀書」卻是一件可以用來控制社會資訊流通,挑選出那些依附黨國的人,以及威脅黨國存續的「敵人」。

卻是因為有他們的打拼,我們才能在今天,好好讀書。

【參考資料】

  1. 陳列,2013年,《躊躇之歌》,新北:印刻。
  2. 黃華,2008年,《別無選擇-革命掙扎》,台北:前衛。
  3. 杜晉軒,2020年,《血統的原罪:被遺忘的白色恐怖東南亞受難者》,台北:台灣商務。

*特別感謝黃聖文的口述訪談,如果對黃華的自傳《別無選擇-革命掙扎》有購買意願的朋友也歡迎私下聯絡(e-mail: victorlinpu@gmail.com)。


Taiwan’s example proves tha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s the best treatment for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By Victor (Lin) Pu

February 27, 2020

Tsai Ing-wen visits Taiwan’s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for the coronavirus response. Credit: Flickr/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OC (Taiwan)

The novel strain of coronavirus (officially dubbed COVID-19) that originated in Wuhan, China has spread to almost 30 countries, including regional neighbors like South Korea, Japan, and Taiwan, and countries as far away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Brazil. As of February 26, more than 81,000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worldwide, and the death toll has surpassed 2,700, mostly in China. The epicenter of the virus crisis, China, has been suffering socially and economically not only on account of the viru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roblematic policies.

The Chines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could seize the space created by the U.S.-China tech conflict.

By Victor (Lin) Pu

October 15, 2019

Credit: Pixabay

Recentl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eemed to lu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back to Taiwan successfully amid the U.S.-China trade war, but can Taiwan continue to benefit in the concurrent tech war?

On October 7, 2019, the U.S. government blacklisted 28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eight surveilla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other public security actors, over their involvement with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 minority groups in Xinjiang.

One of the eight Chinese surveillance manufacturers, Hikvision, is not only help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build up surveillance systems in Xinjiang but exports…


原文請參考「菜市場政治學」,網址:https://whogovernstw.org/2019/07/08/linpu7/

※本文修改自作者在《新社會政策》的發表文章,請參考:普麟,2019,〈當中國透過科技威脅全球民主 — — 淺談中國的數位威權輸出〉,《新社會政策》,第63期,頁25–30。

◎普麟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香港政府日前強推《逃犯條例》修訂引起香港民眾的憂慮,更在日前導致了百萬香港人上街頭的「反送中」抗爭運動爆發。但沒想到竟然有與抗爭相關的加密通訊軟體 Telegram 群組管理員被香港警方盯上與入門搜索,讓該群組名單與聊天記錄被港警掌握。1這起事件不禁讓人開始反思,是否當我們高度依賴科技的同時,就難以逃離受到大規模的科技監控的可能,甚至更讓人擔憂的是,在這背後監視著你的 …


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系列文

系列一:中國的銳實力大平台:統戰、「大外宣」與假新聞

系列二:國際專家怎麼看中國經貿?一帶一路、經濟竊密與貿易戰

系列三:從國際智庫的報告淺談美國政府對中國政策的轉變

如果你想要比較全觀的角度理解西方世界(以美國為主軸)為什麼大幅改變對中國的姿態與政策,強烈建議花點時間讀一讀這個系列文。

西方社會約莫在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開始,原本期待透過正式的交往和合作,讓中國從威權和控制走向開放與市場,最終卻發現中國從來不是真心作為可信賴的國際社會成員,而是意在以不正當的手段盜取西方技術、藉此累積資源籌碼,更進一步向國際社會輸出威權價值、加深對於其他國家的控制,並盤算挑戰當代秩序和霸權的地位。

從國際智庫的報告淺談美國政府對中國政策的轉變:
http://bit.ly/2ZIQyoN

本篇,也就是這個 …


前言:一個獨裁者的誕生

2018年1月,柬埔寨當地的英文報紙《柬埔寨日報》(The Cambodia Daily)在網路上刊出了一篇文章,指稱中國不但成為了柬埔寨重要的援助捐贈國與合作發展的夥伴,同時還讓柬埔寨得以進一步繼續追求威權統治[1]

照片內右方人物為柬埔寨總理洪森,左方人物為前柬埔寨經濟及財政部部長、前柬埔寨救國黨主席森朗西(Sam Rainsy)。柬埔寨救國黨原本是柬埔寨第一大反對黨,森朗西原本擔心救國黨會因為「他」而被解散,決定於2017年辭去黨主席一職,但該黨最終仍難逃被洪森政府解散的命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網址: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un_Sen_and_Sam_Rainsy.jpg。

在近幾個月內,包括《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都撰文提出類似的警告:在總理洪森(Hun Sen)統治下的柬埔寨,不但越來越親近中國,同時還鎮壓國內反對勢力並箝制公民社會,於去(2017)年9月將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Cambodia National Rescue Party)領袖Kem Sokha以涉嫌叛國罪名逮補,還查禁了敢於批評時政的獨立媒體《柬埔寨日報》[2]。接著,由洪森所領導的 …

Victor (Lin) PU 普麟

PhD student in PoliSci at Tulane University, USA. Focus on Chinese influence campaigns,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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