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影響力研究之議程與困境

本文以中國影響力（Chinese influence）研究為標題，但主要想針對中國的政治宣傳（propaganda）、輿論操作（opinions manipulation）與資訊戰等相關研究來進行討論，包括研究議程，以及目前面臨的研究/政策困境。

台灣從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之後，民眾可以明顯發現在網路社群上開始流竄了許許多多的假新聞、假訊息，除了有部分是政治議題，也有的單純是與生活、健康，甚至是名人八卦相關。然而，就有不少專家學者發現近年來的假訊息攻勢背後可能跟中國政府的作為、鼓勵有關，於是相關概念或研究主題，例如虛假訊息（dis/mis-information）、資訊戰（information operation，或稱訊息戰）、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等名詞也開始廣泛出現在大眾媒體與研究報告。不過這樣的研究倡議僅存在於台灣的學術/政策社群嗎？在相關研究、政策討論上，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困境呢？

混合戰 v.s. 銳實力

歐美國家近幾年同樣也意識到來自外國敵對勢力的假新聞、假訊息與輿論操作對國內社會的影響，甚至有人認為其還可能會損害民主制度維繫的基礎（特別還包含了諸如社會兩極化、外國干預、民粹主義等因素），研究的知名案例像是俄羅斯對美國2016總統大選輿論操作、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混合戰（hybrid warfare）。對於美國與歐盟而言，傳統上最主要會發動類似行動的國家就是俄羅斯，但是近十年來，中國對於西方世界的影響與滲透也越趨明顯，當然在研究上也就有越來越多以中國影響力作戰為案例所進行的研究。

也因此，不同的研究途徑、研究方法與概念就不斷出現，讀者也才會在一開頭就看到讓人如此眼花撩亂的名詞。簡而言之，中國影響力研究的主要途徑大致上可以分為以戰略/軍事研究為核心的混合戰研究，以及政治學/社會科學常使用的銳實力（sharp power）、政治宣傳等研究主題：前者的研究內容還包括了資訊戰、認知作戰等帶有準軍事行動意涵的概念；後者的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像是銳實力所指涉的除了有政治經濟影響、滲透（例如華文世界常使用的統戰研究），當然也包括公開宣傳（例如台灣社會熟知的大外宣）與較為隱蔽的輿論操作、假訊息作戰（disinformation campaigns）認知作戰的研究對象當然也屬此類[1]。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已經頭暈了，簡單整理重點就是：

1. 俄羅斯、中國等國家都會發動影響力作戰；
2. 所謂的影響力作戰又可以包括政經、物質/實體（physical）活動，以及影響認知、操作輿論的行動；
3. 影響輿論的方式又可以分為公開宣傳與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也就是一般民眾難以直接辨識出誰是訊息或行動的發動者），其使用的素材可能是完全正確，當然也有更多是抹黑、半真半假或是完全虛假的內容。

「中國影響力」研究都在研究什麼？

既然研究上常使用影響力作戰、認知作戰或資訊戰等名詞，這樣的作戰或行動也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a. 攻擊是來自境外（出自敵對外國勢力） b. 其行動經過協調、有組織性（例如中國的五毛黨或是帝吧出征） c. 背後具有特定動機或政治目的（例如干預該國民主選舉、造成在地社會民意分裂等）。

換言之，國內不同政治陣營會不會進行政治宣傳、抹黑？會不會雇用公關公司或所謂的「網軍」來進行行銷或操作輿情？當然有可能，不過這些活動都發生在國內（用鄉民的話來說就是網內互打）。那既然攻擊不是來自外國或境外勢力，也就不屬於影響力作戰研究的範疇。

接著，如果我們將政治宣傳/假訊息的傳播分為上、中、下游：上游是影響力行動的發起者、指揮者，也有可能是訊息的產製者；中游主要是行動的協力者，可以接受命令產製訊息，當然也可以是傳播訊息的傳播者；下游則是訊息的接收者，或是受行動影響的受眾。以中國研究社群為例，相關的學術研究產出如下：

1. 上游：Brady（2015; 2017）、Edney（2012）、Shambaugh（2017）與Tsai（2017）對於中國中宣部與宣傳機器的研究，除了中宣部及旗下各單位、官媒、外交部與外交官員會負責對外宣傳之外，國際智庫與情報單位也指出像是共青團、國台辦、統戰部、國安部與解放軍等系統也有單位在從事對外的輿論操作或假訊息攻勢。
2. 中游：沈伯洋（2021）將中國資訊戰的進攻模式分為外宣模式、粉紅模式（背後是由共青團系統主導）、農場模式（網路內容農場為假訊息產製與傳播中心），以及透過在地協力者進行操作的協力模式。學界常見的討論則可分為透過傳統媒體或網路等兩種主要途徑來對外操作輿論：前者例如中國在台灣購買新聞廣告、拉攏親中媒體、利用中資直接或間接影響新聞媒體（Huang 2017）；後者則有哈佛大學Gary King團隊針對中國「五毛黨」的研究，並指出這些五毛大軍在社群媒體上扮演中國政府的啦啦隊角色、在網路上塑造民眾對中共官方的正面印象（King et al. 2017）。
3. 下游：台灣民眾可能多認為中國進行宣傳攻勢或操縱輿論的目標只有台灣，也的確台灣是受中國假訊息影響的重災區（Monaco 2018: 104–127），但除了台灣之外，中國對外宣傳的對象還包括了海外中國人/華語族群，甚至是其它非華語國家，例如對韓、美兩國社會的跨國宣傳（Min & Luqiu 2021）。此外，隨著中國的國際參與越深入，就越需要在跨國或全球性議題進行輿論操作，例如美中貿易戰（Huang & Wang 2021）與Covid-19肺炎疫情（Molter & DiResta 2020）。

在進行宣傳與假訊息作戰的手段與平台上，中國也是不斷演進，例如在2017年學者指出並未在推特發現中國有特別操作輿論的狀況（Bolsover & Howard 2019）。但是到了2020年，美國、澳洲的研究機構都指出中國為了扭轉國際社會對於肺炎疫情責任歸屬的討論，無論是官方宣傳系統或是網路水軍、機器人帳號都大量在推特進行宣傳、操作。此外，中國也會在西方媒體買業配（Dai & Luqiu 2020）、或是用釣魚標題（Lu & Pan 2020）與宣傳圖卡（Wang, Lee, Wu & Shen 2020）等方式來加強其政治傳播的效果。當然，更有學者直接從事跨國比較研究，例如比較俄、中兩國資訊戰手法異同（Beskow & Carley 2020: 63–81）。

最後還有一部分研究是擬定反制中國假訊息或資訊戰的策略，其中又多以台灣為個案並提出政策建議，例如Curtis （2021）、Huang （2020）與Zhang （2020）。

上述僅是部分的學術研究討論，事實上如果連智庫研究的成果都納入，那研究產出會相當可觀，像是自由之家對中國大外宣的研究（Cook 2020; 2021）、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研究刊物中國簡訊（China Brief）就有好幾期的主題是中國銳實力與資訊戰（2019; 2020），世界各國也開始成立專門研究中國影響力作戰的智庫或單位。

研究困境與道德難題[2]

由於中國影響力研究橫跨了政治學、國際關係、傳播學與社會學等不同學科領域，所以在實際從事研究上，不同學者也會因為所受的研究訓練差異、研究興趣不同等，針對同樣的題目卻有可能使用不同的概念或名詞來進行探討，或甚至在一篇研究論文中同時將上、中、下游的狀況都全部討論。不過，從事此類研究最可能遇到的狀況（或者說是道德、倫理問題），往往是發生在研究過程的資料取得、因果推論，以及與現實政治/政策的互動上。

首先，學術期刊論文的時程通常花費相對較長，也因此目前大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發現或是媒體所引用的來源多半是智庫或政府單位的研究報告；加上學術論文的研究重點多半還是在於提出一般性理論或與理論對話，有時候並非能直接回答大眾或政策圈關心的問題。

其次，就資料取得上，學術研究對於資料的要求須符合公開性與普遍取得等原則，如果依照嚴謹的流程則還要通過研究機構學術倫理審核（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也就是所謂的IRB審核），所以大部分使用公開資料或是推特、臉書等公開數據。也因此，如果研究者是想分析中宣部的宣傳策略制定過程，或是某議題假新聞在LINE封閉群組的傳播狀況，可能就沒辦法那麼直接進行研究。

也因此，智庫專家或國安單位所提出的報告往往能針對特定議題的假訊息作戰進行分析，其手法更包括了透過網路機器人、駭客或情報戰等方式。但後者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直接對大眾公開又是另一個問題（特別是公開後可能會影響己方的網路佈線、偵蒐手段），與此同時仍需要讓調查成果取信於大眾，也就成為了研究者的兩難。

再者，資訊戰或認知作戰在操作上要有發動者的特定意圖與動機、透過不同節點與中間人來協力、有組織性地傳播訊息，並且對於接收者或在地社群產生輿論上的影響；如果今天要針對這樣特定行動或攻勢進行研究，那麼最理想的研究結果就是能將上述上、中、下游都完全掌握，如此才能推論並證實這是來自某境外勢力所發動的作戰，但實際上很少有研究可以如此完美呈現，相反的還可能會遇到以下幾種狀況：

1. 例如要掌握協力模式之中相關人的關聯性，最直接有力的方式就是掌握金流，然而如果彼此是透過地下匯兌、第三方交付、或是由境外勢力聘僱在地顧問公司直接進行選戰的輿論操作（過程可以完全不用與其支持陣營或候選人有聯絡），就大為增加舉證的困難。
2. 或是外國政府明明已經使用網路水軍、五毛黨等來試圖影響某國國內選舉，但由於操作方式失當，結果對選舉結果毫無影響，或甚至因為被揭露而造成反效果（但研究者不能說因為該行動之影響效果不佳而認定對方沒有採取行動）。
3. 也有民眾常常看到有親友或自己所處的社交群組有人在分享、張貼假新聞、假訊息，但要明確區分這些人到底是有被交付命令的傳播者、在地協力者，還是單純是被假新聞影響的受害者，這無論在實務或研究上都難以直接認定。

由於台灣主要是中文使用族群、社會上在國族認同與政治意識形態就有一定程度的分裂，加上民主社會的開放特性，因此面對來自中國的假新聞或假資訊（無論是否由官方所發動）在先天條件上本來就難以抵擋。

這也造成另一政治現象，也就是原本假新聞/資訊戰研究本意是呼籲社會重視此一中國影響力問題，但卻因為台灣政治生態與民意的分裂，使得不少人認為這是執政黨在面對施政不力時轉移焦點的手段，連帶對於此一類研究也不被完全信任（或是說不同群體/社群對其信任程度不同）。

也有人提議，如果想提高相關調查或研究在台灣社會大眾心中的信任度，其內容或成果應該避免涉及國內政治議題（例如事實查核儘量無涉現實政治或政策內容）；然而，這無論在實務或研究上難以辦到，自然也就成為待解的問題。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本文重點：

1. 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智庫/政策報告，西方與台灣的專家學者都指出中國官方試圖透過傳統媒體、網路與在地協力者等管道影響台灣內部輿論，但其效果如何則因個案不同而異。
2. 承上，對方可能有操作但沒達成效果，但你不能因此宣稱對方沒有發起行動，例如台灣2020總統大選就是很好的例子（當然選舉勝敗因素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外國影響，例如2018地方選舉）。
3. 在台灣，無論是從事中國影響力研究，或是相關議題的倡議、政策討論/制定，最關鍵還是內部政治生態。也就是說，台灣兩極化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國族認同，不但成為容易受境外勢力操作輿論的場域，同時也讓相關的倡議或討論容易被模糊焦點（例如近期有輿論稱中國認知作戰的討論是執政黨在自導自演、轉移執政不力焦點）。

註釋

[1] 相關概念與名詞解釋可以參考沈伯洋（2021: 2–8）。
[2] 對此一題目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王宏恩的Medium文章。